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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pole
    pole


    Pole是一个电子脉冲的信号。

      德国人Stefan Betke在实验室里意外得到了一个叫做Pole的声音信号。他便沉醉在这干枯、碎裂的独特声音幻境里。在庄周梦蝶的同时,Stefan Betke梦见自己就是那种如枯水禅院般精巧、雅致的电子声音,在唱盘上、在电流中、在空气里自由地游走。他就是Pole,Pole就是他。声音和人混合在一起。

      最高超的声音艺术家应该与剑客一样,声音即是我,我即是声音。

      也许庄周并没有意识到自己会成为后世最伟大的道家哲学代表人物。Pole也同样,当他将自己贡献出去,熔化在音乐里的时候。他也在不经意间成了新音乐的旗手人物。Rough Trade是家伦敦中心城区最引领时尚的唱片店,代理诸多独立厂牌的唱片。整个1999年里,Pole的唱片销售成绩在Rough Trade里是除了Mogwai之外,上升得最快的。我们可以这么理解:现在Pole的音乐是整个独立唱片界里最最尖端,最最时髦的音乐之一。可这个销售成绩却让Pole本人很难理解,“我的音乐是极端专业化的,只是为一小部分人而做的。没有鼓,没有人声,也不能随之起舞。只是纯器乐化的音乐,甚至只是一些噼啪声。”就是这些噼啪声,成了Pole音乐明显的标志。这也印证了这么条艺术法则:最自我的东西,往往是最出色的。现在全世界具影响力的新音乐杂志都开始关注起了Pole的音乐,英国的《NME》、美国的《Spin》都毫不吝啬地给Pole刚出版的新专辑《3》打上了8分。而那些专业电子音乐杂志如《Muzik》、《DJ》都给这张新专辑亮出了满分。

      Pole出生在杜塞尔多夫,这个德国学院派音乐的中心。当然Pole的音乐旅程也是在古典音乐的烘焙下上路的。音乐中透着禅意的Pole曾经受过严苛的古典和爵士钢琴的训练。对于这么个埋首在电线和按钮里的Pole来说,他能在辛苦钻研了数十年钢琴后,竟毅然放弃了曾经陪伴他的黑白键盘。难道机器真的比钢琴还让人陶醉?事出有因,有一件事情使他彻底与古典钢琴说了再见,“老师告诉我们,我们不能在乐队里弹琴,或者搞电子音乐,因为这些东西都不严肃。这种观念在德国很典型。当你在学习古典钢琴的时候,你就只能专心弹琴,其他的一律都不能做。这就是我为什么最后放弃了钢琴。在考试结束后,我就把我的那架大钢琴卖了。”Pole认为音乐不应该存在霸权,这种古典音乐界里的霸权,就如同纳粹般使他感到恶心。毅然离开古典音乐以后,21岁的Pole来到了科隆。就是在1988年和1995年间,Pole在科隆组织了一支名叫Perlen Vor Die Saeuen(在猪前面的珍珠)的前卫爵士摇滚乐队。“我们的乐队当时受到了John Zorn和Fred Frith的影响。我那时一直在听他们的音乐。但最后,我决定在乐队里尝试使用电子设备。我想做更舞曲化的音乐,最后的效果变成了前卫爵士和Hip Hop音乐的混合体。”你是否能想象爵士音乐和Hip Hop的组合,这次Pole确实有些过头了。很快,他的一意孤行,便有了报应。最初,鼓手说不干了,接着是吉他手,最后连贝司手也跟Pole说了再见。Pole曾赌气对贝司手说:“我不需要你,我用迷你穆格合成器(Minimoog)制作出来的低音效果,要比你做出来的浑厚许多。”从那时起,Pole就一个人单干了起来。“我在与人合作方面确实很差劲。”不过,这也是许多天才们的通病。

      1995年,Pole结束了他的爵士乐队后,从科隆搬迁到了柏林。这次的搬迁,对Pole影响巨大。一个音乐家所处的环境会改变他的创作观念,这是不争的事实。“科隆这个城市实在太小了,无论你做什么别人都会知道。我来到柏林是要找寻新的东西。刚到柏林时,我被柏林现在的变化所感染了:所有的事物都不是静止的,很多人都聚集到了柏林。这里有全德国最有趣的音乐和建筑。到处充满孕育新事物的契机。”统一后的柏林,百废待兴。大吊车和脚手架构成了城市新的景观。“二战”后所封堵的道路被重新开放。新的空间充满了机遇与潜力。每天都有新的变化。整个城市就像DJ手里的唱片一样,在你的脚下被重新编排、组合。“我最喜欢柏林的地方,也是柏林对我影响最大的地方就在于它的广博。在我看来,柏林有点像dub音乐。”但Pole却不是那种待在录音室里,慢工出细活的电子音乐家。他还保持着早年搞爵士乐队时的那种即兴创作的劲道。

      在柏林,整整一年的只出不进后,Pole终于花光了自己所有的钱。迫于生计,他在一家唱片公司里担任工程师。“我最初做音乐时,完全出于自己的兴趣。我在正式出版自己的唱片前,有八、九年的时间都在自己家里的录音室里埋头苦干。最后,我把我的音乐拿去给一家唱片公司。我当时只是想,如果他们要出版这些曲子的话,那当然好。但如果他们没这打算,我还是很喜欢自己的这些作品,我会把它们永远锁在自己的记忆里。”1997年,Pole终于得偿所愿。在Kiff SM的旗下正式出版了自己的首张唱片《1》。

      如今成为新时尚的Pole的音乐是绝对令人窒息的。先拿出他到目前为止所有的3张专辑来看。摊开在手的这3张唱片全都没有名字,代之以1、2、3的编号与不同颜色的包装。《1》是深不见底的蓝色,向外攫取着生机与能量;《2》是热烈奔放的红色,浓郁得仿佛要激起所有公牛的愤怒;《3》则是鲜亮鲜亮的黄色,艳丽得甚至算得上刺眼。除了这些纯到冷酷的单色外,唱片里没有一点介绍文字和多余的色彩。这些包裹着Pole音乐的包装纸盒,简单得叫人丧气,却又被它独特的包装理念搞得异常兴奋。

      再关注一下Pole唱片里的曲名,也非常有意思。全部都只有一个词构成,而且这些词,都更简单到只是些名词或是动词。比如“Silverfisch”(银鱼)、“Taxi”(的士)、“Karussell”(酒会)、“Ueberfahrt”(十字架)、“Hafen”(港口)和“Stadt”(城市);动词则有“Klettern”(爬)、“Fahren”(行)、“Fragen”(问)和“Fliegen”(飞)。越是简单的标题,却似乎蕴藏着更高深的含义。

      其实,构成他音乐的部件也都是些极简单的东西。关键在于组合,关键在于建筑,关键还在于编织。要理解Pole的音乐,那就得在他于1997年出版的首张专辑《1》里寻找样本。“Berlin”是首颇具代表性的曲子。据作者自己说,这首曲子里的声音元素完全是他在自己的那台过滤器里跑出来的电子噪音:滴答声、针尖的刮划声和切割声被熔炼在一道。横向与纵向的细微编织,就算放到现在听来还是那么的异质。那种声响仿佛被一团玻璃纸包裹着,既清晰,又模糊,带出呼吸的动态感觉。同张专辑里的“Paula”,扭曲的旋律则在呈散射状的节奏里哀鸣着,在数字化的黄昏意境中,熠熠发光。

      Pole的3张专辑的风格完全一致。他似乎贪恋在自己的声音美学里,无法走出来。那些被营造得很抽象的小品,在他把玩起来获得了幽深的氛围。每首曲子似乎都在建造一座山水盆景。看似都一样,却各有各不同的味道和意境。即兴创作的Pole似乎在创作时,将自己也化为电子脉冲信号,他就是假山,他就是盆栽。

    Pole更多作品:http://www.xiami.com/artist/12538

  • 编者按:

    我看到旧时代中的新时代,及新时代的陈旧。

    联想到有史以来艺术与非艺术中的失误、模糊和于事无补。

     

    倪卫华作品《连续扩散事态-红盒与招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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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倪卫华作品《界限:非展品的搁置》


    倪卫华作品《界限:非展品的搁置》


    倪卫华作品《界限:非展品的搁置》


    倪卫华作品《界限:非展品的搁置》


    倪卫华作品《界限:非展品的搁置》

     

  • 微博访谈《终南山隐居修行人的真实现状》

    被访人:智威(旅行家,摄影师)

    访问人:冠华(艺术家,家园计划创始人)

    时间: 2011年11月18日 周五 13:00--17:00

     

    下文为节选,全文见:http://blog.sina.com.cn/s/blog_5f5a77650100x3db.html

    作者:智威(崔弛)已加入 【拉菲文本事务所】项目。其文本的转载行为遵照相应资费标准和版权法规执行。

     

     

    欢迎大家的提问。我们的访谈正式开始了。

    冠华:我们知道你酷爱旅行,能否谈谈这方面的情况?

    智威:我一直对旅行有很浓厚的兴趣。迄今为止,中国的每一个省都留下了我的足迹。我已经两次到终南山寻访隐居修行人。上一次是2008年的夏天,而这次的寻访更加深入。

    冠华:终南山有什么吸引你的地方?

    智威:缘起还是因为比尔波特的《空谷幽兰》。这本书出版于2006年10月,我在2007年看到之后便对中国式的隐士产生了极大的兴趣。这促成了我在西安旅行时进入山中一探究竟。实际上,我在此之前已经在其他地方寻访过住山修行的出家人,主要是佛教徒。

    冠华:其他地方指的是哪儿?

    智威:当时我在上海工作,每到周末或者节日以及年假的机会就跑到外面去。在2007年下半年,我就在安徽天柱山,福州鼓山和江西云居山发现过独自修行的出家人。我待会可以上传相关的照片。我还记得很清楚,我第一个寻找的是南岳衡山,我到处询问,可是大家都说没有。

    这是天柱山后山出家人的山洞,当时正在装一个“大门”以抵御冬季的寒风。我请了一个当地人做向导才找到这里。顺便说一句,从这边进入天柱山景区不需要买门票。

     

     

     

    这是我在福州鼓山找到的出家人,我在他那里吃过一顿面条,感谢他,阿弥陀佛。不过我不能确定他是在修行。

     

     

    当天晚上我在鼓山涌泉寺挂单时还见到另一个住山洞的师傅,他有事情到寺庙来,我和他在大炕上聊过很久。另外说一下,这个寺庙是虚云老和尚出家的地方。

    冠华:什么是“挂单”?

    智威:挂单就是住宿。在寺庙住宿称为挂单。通常来说,先到寺庙的“客堂”去,找里面的“知客”,跟他谈谈能否在寺庙住一晚。很多寺庙都很慈悲的。

    青岛王音:他们为何出家修行?以前都是做啥工作的?

    智威:出家原因非常多,有受家庭影响的,有遇到重大变故的,有遇到神迹的。但是我认为当今时代的年轻和尚还是有充足的信仰原因而出家的。工作也不一而足,高学历的很多。

    青岛王音:大隐隐于市,真正的修行应在现实的生活里。

    智威:只有一定境界的人才能到达不被环境所转的程度。住山修行的出家人在达到某种程度后,就可以下山弘法,或者在山中建设大寺庙。而普通人患得患失,心中不定,受到环境影响很大。

    青岛王音:在艰难的人世间更能磨练人。寺庙已不清净了。

    智威:国内的寺庙还是有很多真实修行的。比如平兴寺 云居寺 东林寺 柏林禅寺 很多。无法一一列举。

    青岛王音:市内的湛山寺,崂山的华严寺,你觉得怎样?我指的是修行。

    智威:我了解的不多。山东佛教在国内影响力不大,寺庙数量也少。不过湛山寺住持明哲长老是高僧大德,深受大家敬仰。

    冠华:现在估计有多少人住山上?

    智威:终南山面积很大,有多少住山人的数据可能只有终南山佛教协会清楚,但是住山人来来去去,人数也难以精确统计。我估计,至少有百人以上。我要说说终南山的概念,它是指蓝田县和户县一带的山脉,包括很多的山峰。主峰也叫终南山,海拔2600多米,所以两者有点复杂。

    冠华:作为在崂山居住的邻居,想了解他们的饮食来源,种植粮食么?或者说以什么方式实现自给自足的生活?

    智威:终南山的出家人都种菜。但是米面需要接受馈赠或者外购。随着终南山修行人被越来越多的海内外居士所了解,发心供养僧人的居士数量越来越多。西安当地有多个护僧团体,终南山佛教协会也会接受海内外的金钱和实物的供养委托。总体来说,出家人的衣食是没有问题的,但是生活还是很艰苦的。

    永青顿珠:呵呵,请问智威有隐居的打算吗?

    智威:暂时还没有,这是个复杂的事情,生活条件是小事情,关键是心中平静。这一点是非常困难的。

    冠华:讲讲你这次前往终南山的经过吧。首先去了哪儿?

    智威:我去之前就做了详尽的计划。第一天先去了西翠花村。坐车先到大峪口水库。这里下车之后距离西翠花村还有大约10公里,只能包车过去或者走路两小时到达。西翠花村在山腰的一片倾斜幅度不大的平地之中,从公路上是看不出一点点迹象的。这里有大概不到十位道士,是道士比较集中的地方。我接下来谈谈苏非舒和物学院。

    物学院坐落在西翠花村。有好几处租赁的民房。很遗憾这次没有见到苏非舒本人,我和他短信联系过,知道他正在北京策划诗歌聚会,而物学院的几个学生也有事下山了,我只见到一位周先生。他在这里劳动和学习,已经半年有余。图片左边的房子里有很多哲学社会学方面的著作。

     

    在西翠花村,还要提一下元音寺。这是一处正在修建的寺庙。同时也有数位出家人在此租赁民房修行,有好几位正在闭关,所以没有见到。这里属于元音老人的法脉,修行心中心法。而山东章丘正有一座元音寺,也属于这条法脉。很遗憾我还没有拜访。请看这里的照片。

     

    冠华:你在西翠花村的住宿饮食问题是怎么解决的?

    智威:出家人很慈悲,见到有人来会提供饮水饮食。我就在筹建的元音寺吃了饺子。晚上住在一位李道友家中。他曾经出家学道两年,学佛两年,但是都还俗了。我和他晚上在微弱的烛光中喝茶聊天。他觉得一心一意喝茶是心静,一心一意谈话也是心静,未必要拘泥于某种形式。他的院子门口写着无预约勿进及电话号码,有意思。

    冠华:是喝的松枝茶么,据说终南山许多人喝。听说有一个叫张剑峰意图开发终南山,好像就在这位李道友附近有一个老总俱乐部,这个事你了解么?

    智威:我知道张剑锋其人其事,但是没有深入了解。他的《问道》杂志编辑部就在李道友住所旁边。

    请看李道友的木柴,厨房和院落大门。

     

    冠华:离开西翠花村,接下来去了哪里?

    智威:接下来是本次寻访的重要地点,从十里庙到狮子茅棚。从西翠花村向北步行到十里庙村,从这里上山有八九个茅棚,是终南山茅棚较多的一条山谷。其中顶端的狮子茅棚是终南山茅棚群中最有影响力的,因为这是近代高僧虚云老和尚入定的地方。当天我就是狮子茅棚挂单的。

    一路上,有大峪茅棚,释迦茅棚,贫僧茅棚,天宝茅棚等等,狮子茅棚上面还有一个佛慧茅棚。狮子茅棚现在居住的是本虚师和圣德师,他们正在山下建造狮子茅棚下院,目前还需要资金支持。本虚师已经在山上住了近二十年,名气较大。与我三年前所见印象对比,现在脸上皱纹多了不少。

    请看狮子茅棚照片。石塔之内有虚云老和尚的舍利。这里海拔大约1740米,吃水有点困难。我当天饮水都是雨水。这里也没有电,所以师傅买了太阳能发电装置。

     

    看看这位清净师傅的茅棚和菜园。我见到她时她正在诵念大悲咒,这是她主要的修行法门。她已经在此居住了三年。我送给她一些冬季御寒的衣物和棉花,她很高兴。

     

    草西笑嘻嘻:终南茅棚我也去过好多次,也曾参与过他们的实修,虽然只是短暂,但是至今难忘。曾经那里是一片不为人所知的地方,现在随着媒体的报道,寻访的人越来越多,不知道在那里修行的人会不会觉得打扰?比如你去给他们拍照片,他们是否排斥?我记得我去的时候,他们是不让拍的。

    智威:要说打扰,现在登山的户外团队很多,特别是周末上山者众。拍照这事,有些喜欢有些拒绝。你去过的是什么茅棚?

    草西笑嘻嘻:沣裕口附近的东沟。

    智威:我知道了,净业寺。

    草西笑嘻嘻:对,你去过吗?

    智威:去过净业寺,但是东沟的修行人都属于净业寺,不需要我送东西供养,所以我就没有过去。我这次的重要任务是送供养而不是看看而已。

    冠华:终南山作为国内隐居修行的重要区域之一,其聚集如此之多的隐士、修行者,你认为其形成的原因是什么?

    智威:我想主要是历史原因。唐代佛法兴盛,而西安是首都,所以形成了大量的寺庙。其中,六大门派的祖庭都在西安,譬如律宗在净业寺,净土宗在香积寺。终南山距离首都只有三十公里,所以逐渐形成了茅棚群落。当然从文化上有更细密的解释。近代的虚云和印光等大师都在终南山修行过,这也导致当代茅棚的复兴。

    冠华:隐士们养不养动物?

    智威:有些饲养猫狗,但是都是性格温顺的动物。

    冠华:这些修行者么是否从不出山?

    智威:很难说。没事不下山,但是有时必须下山搬运食物或者处理一些个人事情。我知道的一个和尚,因为要去香港,那么就必须到西安办理港澳通行证。

    这是到狮子茅棚路上的风景。

    冠华:前面提到嘉午台风景秀丽 有图么?

    智威:嘉午台的风光非常优美,而且很险峻,有小华山之称。从远处看,山峰形成一条蟠龙,所以自古就是隐居的胜地,其上有多处茅棚。我是从狮子茅棚徒步到嘉午台的,其间需要两个小时,这也是一条著名的户外路线。下面我发几张照片给大家看看。

    这是古代就有的观音洞。比尔波特称其为难以置信的修行地。从第一张看,必须从树干处下去。第二张表明大门是从狭缝处进入。最后两张是从远处遥看观音洞。

    这是嘉午台山顶到山下的寺庙和风光。其中大多数在《空谷幽兰》中提到过,比如兴庆寺,破山寺,喇嘛洞,分水岭等等。实际上,比尔波特去过三次嘉午台,两次从五里庙上山,一次从白道峪上山,但是他没有去过从十里庙到狮子茅棚之间的茅棚。

    冠华:你所了解的死在终南山的人多么?

    智威:大概不多,但是也有。比如《空谷幽兰》所写的传福尼师,其实应该名为传真师,三年前不慎坠崖而死。

    我还听说,有吃毒蘑菇不慎遇难的。最离奇的是听观音寺的成道师说,有位独自修行的师傅大概是走火入魔而死,因为尸体很久之后才被发现,已经被他饲养的猫狗把肌肉吃掉不少。

    发几张风光照片,这是我去过的大瓢沟。秋天树木颜色多变,风景怡人。沟里的茅棚不多,但是有观音古洞,其中住持是一百多岁的普光老和尚,可惜他外出云游没有见到,只见到了他的弟子,就是图中美髯的老者,他还是山东人。

    冠华:这个地方除了佛教徒还有其他信仰或者特别精神追求的人么 ?

    智威:虽然大部分是佛教徒,但是仍然有些道教修行者。还有些其他人比如前面提到的苏非舒和李道友。从生活的角度看,佛道修行者可以很容易得到物品的供养,而其他人只能靠自己的资金生活。

    看看这位老者,他是运送建筑材料上山的。据说在山上建造房子的成本是山下的三倍。老者所去的地方是著名的小茅棚,而这里就是著名的熊沟,是隐修人较为集中的地方,我当天晚上就住宿在小茅棚也就是净土茅棚。比尔波特曾经花费了相当的笔墨描述这个“终南山最美的茅棚”。

    冠华:熊沟是不是南五台?

    智威:是的,熊沟可以上到南五台顶。目前,南五台已经变成收费风景区,从正门进入需要30元门票。自古这里就是修行胜地,山谷有著名的湘子洞大茅棚小茅棚。而从太乙峪也可以进入南五台,途径王家大院,这是一个村民已经搬迁的小村落,也有一些出家人居住。我第二天就是从这条路出山的。

    请看这位出家人。他是我偶然发现的。他住在一个山洞中,因为偏离主路,难以被别人看到。山洞顶上搭了一片塑料布遮风挡雨,他正躺在睡袋之中。他说已经来这里半个月,没有找到合适的茅棚。我把剩余的食物都送给了他。如果大家再见到他,请多发心资助。

    这里有张神奇的照片。我在东佛沟行走时偶然拍到这张有数个红斑和一条彩虹的照片,实际上我面前只有一轮朝阳,拍下来却出现了不同寻常的效果。实际上,再走几步就是圆照比丘尼的舍利塔。圆照比丘尼在103岁圆寂之后,她的部分舍利子按照她的遗愿放在东佛沟,就在净居寺旁边。所以说,可能是舍利放光。

    比尔波特的书中详细描述了他和圆照比丘尼的对话。她圆寂后留下了大量的舍利,心脏经烈火之后不化,形成了佛经所说的“金刚心”,十分神奇。这些光斑彩虹的出现与舍利的位置有偶然性,殊难解释。我拍摄了数万张照片,只有看到彩虹才拍到彩虹。也许摄影大师可以从科学上解释。

    刚才青岛王音问出家的原因。我曾经在兴教寺遇到一位师傅,他出家的缘由是:他高中时和几个同学到狮子茅棚去玩,大家在舍利塔旁边拍照片。照片冲洗出来之后在他们身后出现一道彩虹。他由此受到震动,认为虚云老和尚舍利放光,就此出家。

    冠华:能说说你所知道的发生在终南山上类似于舍利反光的神奇故事么 ?

    智威:说一个本虚师告诉我的真实经历。有一次几个人砍大树,突然一人发狂,抓起泥土填塞到自己五官之中,意欲闷死自己,别人死活控制不了他。后来本虚师赶来诵经念咒,此人才平息下来。醒来后竟不知自己的作为。这事情可能是树精作怪,遇到孽障深重的人就表现出来。

    再谈谈圆照比丘尼。照片是比尔波特第一次见到她时的观音山水帘洞,现在无人居住。我的照片和书中照片的不同之处在于:房前的台基被毁坏了。

    冠华:据你的了解,终南山修行者除日常三餐外,主要做些什么,主要修行方式有哪些,有棋类或歌唱等娱乐方式么?

    智威:首先说,多数人是两餐或者一餐。很少三餐。修行人大部分时间用于修行,方法很多,有念佛,持咒,坐禅等方式。看各自在丛林学到的方法了。一般没有娱乐,最多就是喝茶或者找见见同修吧。

    东佛沟山顶的草甸风光。这些人是西安的户外队伍。我估计,因为八百里秦岭的博大,西安的户外活动是整个中国最发达的。

    冠华:你是全宇宙最牛逼的摄影大师。能不能将你此行拍到的精彩照片发一些大家欣赏?

    智威:OK。看看观音山顶的景色,比尔波特曾经三次来到这里,这里距离净业寺大概有五六公里的距离。现在这里的修行人比以前要少多了,但是还是有几个的。

    冠华:你是摄影大师中最牛逼的宇宙。可否谈谈你对修行和避世所持态度和想法?

    智威:我想佛教传入中国之后就形成了大乘佛教,所以修行者不但要度己也要度人。但是要给予他人佛法的点化,自己非要达到某种境界才行。所以很多住山者在有成就之后离开山林弘扬佛法。我不认为住山最久就是修行最高,虚云老和尚在终南山也不过三年时间,其实他很多成绩都是老年之后才做的,这得益于他的长寿。

    冠华:你带着老眼镜很像一个做学问的博士教授,譬如就像宋守山 。你对终南山和自给自足生活方式在中国的未来作何见解呢?

    智威:我想终南山如果没有政府的干预,应该可以长久发展并弘扬。一定程度的自给自足随着环境污染和能源危机等问题的严重会日益受到人们的重视。但是,有时我行走在一些县城,和那些眼睛只看到自己利益的当地人交流,我很怀疑,他们真的能够理解这些有识之士的大声呼吁吗?比如,看守盲人的那批人?

    冠华:你已经勃了半天时间了,有没有问题?

    智威:我再谈谈度己度人的问题。有很多人对和尚打手机用电脑的事情不理解。其实对修行者弘法而言,当代科技都是工具,无此不便于宣扬佛法。但是修行尚浅者,如果像那些卖肾换爱疯的青年一样溺于工具,则不如不要用这些工具,专心修行为好。总之,工具为人所用,人不能为工具所惑。

    冠华辛苦了。本来计划一点到五点,没想到四个小时说不清楚,一直谈了八个小时,写了一百多条。不过如果对大家认识终南山的现状有所助益,也不枉这么久的辛苦打字了。大家有什么问题还可以继续问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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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约翰·凯奇 (JOHN CAGE)

    约翰·凯奇(全名John Milton Cage),美国人,著名实验音乐作曲家、作家、视觉艺术家。1912年9月5日出生于洛杉矶。从1950年起,他的名声和影响波及全世界。1961年,他的演讲、论文集以一个意味深长的书名——《无言》出版问世;从此确立了他作为当代一位主要的音乐理论家和美学思考家的地位。作为“机遇”(chance)音乐的代表性人物,他曾深受远东哲学、美学、尤其是佛学禅宗和中国《易经》的影响。

     


    文/约翰·凯奇 (JOHN CAGE)

    严哥华译

    不论我们在哪里,我们听到的大部分都是噪音。想忽略它,它就来搅扰我们,听它,发现它迷人得很。以每小时五十英里行驶的火车声,两个火车站之间的静音。雨声。我们想要抓住和控制这些声响,不是要将它们当作声音特技用,而是要将它们当乐器用。每一个电影棚都有一个录在电影片上的“声音特技”资料库,有了电影放音机,已有可能控制这些声音中的任何一个振幅和频率,并在其中加入想像得到和想像不到的节奏。如有四部电影放音机,我们就可以为雷鸣般的马达、风、心跳和泥石流谱写和演奏一首四重奏。

    假如“音乐”这个词是神圣的,是专六为18、19世纪的乐器留着的,我们可用一个更有意义的术语来代替它声音的组织。

    大多数电子音乐的发明都都试图模拟18、19世纪的乐器,正如早期的汽车设计师都依马车学样一般,怀疑这“音乐”到底是不是音乐了。

    因为在这一新音乐当中,除了声响外,什么都没发生。那些被记下来的和那些未被记下来的声响。那些未被记下来的声响在写下的音乐中以沉默无声的形式出现使音乐的门向那些刚巧在那一现场中的声响打开,这种开放性在现当代雕塑和建筑中就有。Mies van der Rohe的玻璃屋,反映着它们的环境,根据情况不同,向眼睛展示云彩,树或草的形象,而当我们观看雕塑家Richard Lippold用线穿在一起的构成时,还能看到别的人,假如他们碰巧在那里的话,我们不可避免地会通过电线网络,看到的东西,决没有像一个空的空间或空的时间那样的东西,总有什么可看,可听的,哪怕我努力去制作一个沉默,也办不到。出于某种工程上的目的,越无声越好,这也许是可取的。这样一个房间可被称作一个无回声的房间。它由非凡材料制成的面墙构成,一个没有回音的房间。几年前我就在哈佛大学进过这样一个房间,并听到两种声响,一高,一低。我向主管工程师描述这两种声响,他告诉我,那高的一个,是我的神经系统在运作,那低的一个是我循环中的血液。到我死之前都会有声响在那里。而且它们还会继续跟着死去的我。我们不必害怕音乐的未来。

    真是惊人的巧合,制作这样音域广泛的音乐的手段目前已到我们手中,二战未盟军进入德国时,发现那儿磁带录音已有巨大进步,可作音乐的高保真录音。先是法国,那儿是Pierre Schaeffer在起这个劲,后来是在美国、德国、意大利和日本,我可能都还不知道,在其他地方,磁带已不光能录音乐演出,而且由于它,还能制作出新音乐来,最少只要两架磁带放音机,就可以以如下方法制作音乐:1)可对任何声响作单个录音,2)在录音过程中,通过过滤器和线路,任何音下的声音都可被更改,3)电子混响(在第三架机器上对另两架上发出的声音进行混合),4)普通的剪辑使任何或所有的声响的并置成为可能;当它包括非同平常的剪辑时,它就会像重录那样改变任何或所有的原来的物理特征。使这些成为可能的手段,根本上是一种完全的声音——空间,其界限只有耳朵才能限定,这一空间中的每一个非凡声音的地位由五个因素来决定频率或音高,振幅或音量,泛音结构或音色,持续时间和音乐形态(音如何开始、继续和消失)。但这些决定因素中的任何一个更改都会改变在声音空间中的声音的地位由五个因素来决定:频率或音高,振幅或音量,泛音结构或音色,持续时间和音乐形态(音如何开始,继续和消失)。但这些决定因素中的任何更改都会改变在声音空间中的声音的地位。这一完全的声音空间中的声音的地位。这一完全的声音空间中的任何一点上的声音都能移动,成为任何别的一点上的一个声音。但只有当我们愿意激进改变自己的音乐习惯时,才能利用这些可能性。那就是说,我们可以不在远地里作可见的移动——这相当于说“电视”的方式(假如我们不想去剧院而愿意呆在家里),或者,假如我们愿意放弃步行,那就去飞行——就能利用这些象的显现。

    音乐习惯包括音阶、调式、对位理论和和声,还有对音色的研究(单了地或组合地对一组有限的自造声音的机制进行研究)。用数学上的话来说,这些都涉及到分离的音阶。它们类似于步行——就音高来说,就是要走由十二条阶石组成的道儿,这一小心翼翼的踩步不能反映磁带所可能具有的特点,它向我们揭示,音乐行动或存在可任何一点上或沿着任何线路或曲线或你在完全的声音空间中具有任何东西发生,我们其实在技术上已能将当代人对自然的运作手法的意识转变为艺术。

    这里又有许多交叉路口。我们得选择,假如他不愿放弃控制声音的企图,他就会将他的音乐技巧弄复杂到接近于新的可能性和意识。(我用接近这个词是因为一个想要测量的心灵,决不能最终测量到自然,)或者,如从前一样,我们可以放弃控制声音这一欲望,清扫我们的音乐心灵,开始发现让声音安闲地存在,而不是让它们成为人为的理论或人类情感的表达工具的方法。

    新音乐、新听法。决不企图听懂正在被说出的什么东西,因为假如有什么东西正被说出,那么声音是会被给予词语的外形的。就只关注声音的活动好了。

    那些投身写作实验音乐的人努力寻找把他们自己从他们所制作的声音活动中移开的方法和手段。有的用用偶然的运作,它们是从像中国的《易经》那样古老的出处,或从像物理学家与研究中搞的随机数表那样的来源推导出来的。或,类似于心理学中的Rorshcach测试,通过对他正在写作的纸上的缺陷的阐释,可提供一种摆脱了一个人的记忆和想象的音乐。也可以使用随时间中的最终现不同而变化的空间重迭这一几何手段。可能性整个可被大致分开,每一部分中的声音可用数来表示,但由表演者或由这个分开者来选择。在后一种情形中,作曲家类似于照相机制造者,他让别人来拍照。

    不管一个人使用磁带还是为传统乐器写作,当前的音乐情境已与磁带出现之前完全不同。也不必拉警报,因为某个新东西的形成并不由此剥夺那过去曾适得其所的东西。每一样东西都有它自己的位置,决不占别一样东西的位置。俗话说,东西越多越开心。

    但磁带对实验音乐的有几个影响最好还是提一下。由于多少英寸的磁带等于多少秒的时间,越来越显得平常的是,记谱是在空间中的,而不是以1/4,1/2和1/16音符等等来数的。这样,在一页纸上出现音符的地方,对应于它在时间中发生的地方。可用一个记秒表用来帮助表演;于是,一种与马蹄和别的常规节拍完全不同的节奏出现了。

    不可能同时播放几个各别的磁带来取得完美的同步。这一点导致一些人去制造多声道的磁带和相应较多的磁头的放音机。而别的人——那些接受了他们并不想要的声音的人——现在终于明白总谱虽然要求许多声部在一种非凡的凑合中一起被演奏,但它并不是真实情况的确切再现。这些人现在只谱写声部,不再谱写总谱,而多声部可以以任何未想到的方式被结合在一起。这意味着这样一首音乐的任何一次演出都是独一无二的,使听的人,也使作曲家很感爱好。这又很轻易看出与自然的平行:即便是同一棵树上的叶子,也是没有两片完全一样的。在艺术中,同样的例子是雕塑与运动的部分,可动的部分的平行。

    不消说,不协和音乐和噪音在这种新音乐中是受欢迎的。而主七和弦也是受欢迎的,假如它刚巧能出现的话。

    排练表明,这种新音乐,不论是为磁带还是为乐器而写,在几个喇叭或演奏者在空间中远远隔开要比紧紧挨在一起更易清楚地听到。因为这一音乐并不关心一般所理解和声(在其中,和声的质量是由几个因素的混合造成的)。这儿,我们所关心的是不相像者的共存,融合所发生的中心点多得是无论听众的耳朵在哪里。这种不协和音,套用哲学家柏格森关于无序的说法,无非就是许多人还不习惯的和声。

    而写作音乐的目的的是什么?当然,我们不是在与目的打交道,而是在与声音打交道。或者,这回答可以悖谬的形式出现:一种有目的的无目的性,或一种无目的的游戏,不过,这种游戏是对生活的肯定——不是企图从混乱中造成秩序,也不是要在创作中提出改进,而无非只是要醒来去面对我们正在过的那种生活本身,一旦我们不让我们的心灵和我们的欲望去阻挡它,让它自个儿去,这种生活本可以那么地高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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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most influential and controversial American experimental composer of the 20th century, John Cage was the father of indeterminism, a Zen-inspired aesthetic which expelled all notions of choice from the creative process. Rejecting the most deeply held compositional principles of the past -- logical consequence, vertical sensitivity, and tonality among them -- Cage created a groundbreaking alternative to the serialist method, deconstructing traditions established hundreds and even thousands of years earlier; the end result was a radical new artistic approach which impacted all of the music composed in its wake, forever altering not only the ways in which sounds are created but also how they're absorbed by audiences. Indeed, it's often been suggested that he did to music what Karl Marx did to government -- he leveled it.

    Cage was born in Los Angeles on September 5, 1912, the son of an inventor who posited an explanation of the cosmos called the "Electrostatic Field Theory." Later attending Pomona College, he exited prior to graduation to travel across Europe during the early '30s; upon returning to the U.S., he studied in New York with Henry Cowell, finally traveling back to the West Coast in 1934 to study under Arnold Schoenburg. Around this time Cage published his earliest compositions, a series of Varèse-inspired works written in a rigorous atonal system of his own device. Relocating to Seattle in 1937 to become a dance accompanist, a year later he founded a percussion ensemble, composing the seminal polyrhythms piece First Construction (In Metal) in 1939.

    During the late '30s, Cage also began experimenting with musique concrète, composing the landmark Imaginary Landscape No. 1, which employed variable-speed phonographs and frequency tone recordings alongside muted piano and a large Chinese cymbal. He also invented the "prepared piano," in which he placed a variety of household objects between the strings of a grand piano to create sounds suggesting a one-man percussion orchestra. It was at this time that Cage fell under the sway of Eastern philosophies, the influence of Zen Buddhism informing the random compositional techniques of his later work; obsessed with removing forethought and choice from the creative model, he set out to make music in line with the principles of the I Ching, predictable only by its very unpredictability.

    Cage's work of the 1940s took a variety of shapes: where 1941's Imaginary Landscape No. 2 was a score for percussion which included a giant metal coil amplified by a phonograph cartridge, 1942's Williams Mix was a montage of over 500 prerecorded sounds, and 1944's The Perilous Night was an emotional piece written for a heavily muted prepared piano. The latter was composed for the Merce Cunningham Dance Company, for which Cage served as musical director from 1943 onward; his collaborations with Cunnigham revolutionized modern dance composition and choreography, with the indeterminacy concept extending into these works as well. By the end of the decade Cage's innovations were widely recognized, and in 1949 he was honored with a Guggenheim Fellowship and an award from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Arts and Letters.

    Cage's most visionary work, however, was still to come: in 1951, he completed Imaginary Landscape No. 4, which limited its sound sources to only a dozen radios, with the end result dependent entirely on the broadcast material at the time of performance. That same year, he collaborated with a group of performers and engineers to mount the Music on Magnetic Tape project. Next, in 1952, pianist and longtime associate David Tudor premiered Cage's 4'33, known colloquially as "Silence"; the composer's most notorious work, it asks the performer to sit at his instrument but play nothing, the environmental sounds instead produced by a typically uncomfortable audience. Concurrently, he delved into theatrical performance (a 1952 performance at Black Mountain College widely regarded as the first "happening") and electronics (Imaginary Landscape No. 5, composed for randomly mixed recordings).

    In the wake of 1958's watershed Concert for Piano and Orchestra -- a virtual catalog of indeterminate notations -- Cage continued to immerse himself in electronics as the years went by, most famously in works like 1960's Cartridge Music, for which he amplified small household sounds for live performance, as well as 1969's HPSCHD, which combined harpsichord, tapes, and the like. He also turned to writing, publishing his first book, Silence, in 1961, additionally teaching and lecturing across the globe. Elected to the Institute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and Institute of Arts and Letters in 1968, he also received an honorary Doctorate of Performing Arts from the California Institutes of the Arts in 1986. Cage died in New York on August 12, 1992.

     

  • 编者按:一位90后青年人对国家的认识和担当

     

    《真诚就是我的化身》

    文/李元麒

     

    这是一篇挺长的文章,大家都比较忙。我承认这个题目耸人听闻了,若是没有兴趣,我建议读者只看最后一部分好了。

      叶老师说,咱们同学也看了很多关于阿拉伯世界的新闻,现在很多不专业的人都在发表评论,同学们应该大胆写一写,毕竟咱们是学这个专业的,有很多优势。虽然这篇文章我倒还没有动笔,但是我想最近我看的对于国内媒体的许多焦点也不少了。比起来阿拉伯世界,对于中国我了解更多。我就先动笔写一点想法吧。

      (1)药家鑫

      药家鑫的死刑在前几天造成了小小的舆论狂欢。大家纷纷认为这是司法的胜利。但是我愿意很大胆的猜测,学过法学的同学一定都不在这欢呼之列。因为这是一个正义的判决,又是一个不正义的判决。

      药到底是何许人也至今也停留在传说之中,但是,我可以肯定他一定不像阴谋论者猜测的那样,有实力雄厚的家庭背景。我的理由很简单,一个有雄厚实力的家庭是不会把儿女送去西安音乐学院这个很难称得上实力雄厚的学校。所以我对许多人把这个判决当做是有权势者的阴谋破产很难苟同,因为我们面对的,就如同许多年前面对的马加爵一样,是一样普通的人。

      然而这一案件,深刻印证了“躺着也中枪”的道理。一位公安大学的教授,因为利用了一下自己的专业知识,而没有把罪责全部归到药一人身上,就遭到批判;一位律师,因为履行了自己的职责,也遭到批判;一群旁听的学生——我想他们真的可能是被组织去接受法律教育的——就要被认为是为杀人犯张目。那么想必,这位法官,一定也不想遭到这样的下场——毕竟他是站在战场上的,躺着的尚且中枪,他若是站错队伍哪能幸免?

      这个判决的正义在于,一个杀人犯依照现行法律被判决了。这个判决的不正义在于,媒体、民众对于这场判决的肆意干涉已经达到了赤 裸裸的威胁。然而始作俑者,是公权力本身。

      一方面来看,当权媒体对于司法的干涉已经成为一种习惯——虽然这种干涉不一定是向恶的方向。央视曾经受到唆使,来给李庄律师加一个莫须有的罪名;而这次我更倾向于认为,央视要杀鸡儆猴——教育一下青少年。于是药家鑫,一个彻头彻尾i的普通人得以在判决之前得到如此多的关注。播放它表达悔恨的言辞,无非就是一个警示作用,我们小学看的安全教育片不也都是这个悔那个恨。要真的是一个毫无悔意的杀人狂,央视才不会播放这么不和谐的画面。比如马加爵,就不会得到这种关注。

      大众也是没有忘记马加爵的,甚至还主动提到了它:同样是大学生,同样是一时糊涂——请允许我稍后论证——犯下大错。网友们找出了当年一位专家对于马加爵的批判,对比当下专家对于药家鑫的理性分析,就有了“专家没有良心”的说法。可是,也请冷静一下,为什么我们的民意,对于这两个杀人犯也有如此大的反差,这种反差丝毫不逊于两位专家的反差呢。是专家没有了良心,还是舆论和专家一样没有了良心?

      我也阴谋论的猜测一下,也许专家只是见风使舵而已,无关正义。那么舆论的意见实际上也是如此,无非是见什么风就不使什么舵。这样的舆论,不仅自身是自相矛盾的,甚至还猖獗到了阻止律师办案、阻止专家发言的的地步,这种悲哀应该丝毫不逊于公权力对于司法的干涉。

      舆论,在外面的世界叫第四权力,叫无冕之王。可是他终究是权力,而权力是绝不能替代正义的,而且也应该在和其他三权平等的位置。在药家鑫宣判之前,我认为我自己做到了一点,就是不去努力形成一种舆论(虽然我肯定没法做到)来干涉司法审判。无论是任何形式的媒体,甚至是公民个体,都应当严守自己的底线,对自己的权力加以限制,不要滥用——威胁、谩骂——去干涉司法审判。

      我理解许多人的意见,如果我们不发言那么公权力就会为所欲为。没错,是司法权本身先被滥用,我们才被迫滥用自己手中的权力与之抗争。可是,这终究不是最后形成一个健康社会的因素。我们的意见表达应当有限度,尤其在牵扯到审判一个人。因为这关乎到一个人的生死和自由。“死生亦大矣。”我对药家鑫被判死刑,实在是没有什么兴奋的感觉,不只是因为我不赞同舆论的干涉,更重要的是,我对于一个人的死,没有什么兴奋的感觉。一位传说中的公共知识分子曾经语无伦次地把药家鑫案子的曲折用阴谋论解释,还借用了鲁迅的小说《药》。现在我也想到了这部小说,想到了其中的血馒头。我想舆论疯狂起来也许就像需要用血去做药引,那血可以是革命者的,也可以不是,他们只是很需要看到血。一项自诩为胜过任何议事机构、任何执法机构、任何法律条文的权力,绝不应该是这样,无论用多么黑暗的实施做借口。

      舆论应当听从的,是良心,是道德律。这本来应当是天性使然,用教育来加强,应用于生活的一种能力。很明显,我们的道德律至今只能仰仗天性,依靠公民的自我教育。这都是拜我们的教育制度与社会现实所赐。

      (2)拦截宠物车

      那么这样的天性到底是什么?我想就是一种empathy和sympathy。我用英语不是装,前面一个词我不太知道怎么翻译比较好。总的来说,就是两个字,同情。就是设身处地地考虑他人的境遇,并且自觉地采用他者的思考方式做出判断。

      前段时间一些动物保护主义者拦截了一辆装满宠物的卡车,他们原来会被送到餐桌上。我对于此事的法律条文不太理解,我感到疑惑的是:为什么解救动物的行为会遭到一些人的反感?虽然我看到多数人的意见是赞同这一做法,可是还是有人不理解这样的行为。

      其实我对于这些动物也是只有一种自然而然的同情,不想看到他们被吃了、死了。然而我也没法解释,为什么我就对于猪没有这样的感情,还可以大快朵颐?没有理性作为基础的道德律是不可靠的,因为我没法回应他人的质问。然而今天我有了答案。

      人类诞生之初是不会自己有”我是人,狗是狗,猪是猪“的概念的,其实我们现在也没有。人类只知道”我“”我的同类“”不是我的同类“这样的概念。那么什么样子能算做我们的同类呢?我们理解他们的感觉与感情,我们能够设身处地的为他们考虑,因为我们与他们已经有了足够多的联系——物质与精神的——来让我们理解他们的行为与情感。

      所以,古人可以用最残忍的方式杀死一个和自己不属于一个部落的人,14世纪欧洲人可以毫无愧疚感的杀死黑奴。但是如果一个山东人现在无缘无故杀死一个新疆人一定会被判刑,如果一个黑人在美国受到歧视一定全美国人给他撑腰。这一切都是产生于和平的交流之中,我们理解了过去陌生的”他者“,从而同情他们,与他们同感,为他们鸣不平、拔刀相助。

      那么,我们对于动物的这种区别,也是符合这一规律的。与人类关系最为亲近的猫狗,由于我们祖祖辈辈与他们的交流(对于许多其他家畜仅仅只是接触而非交流),而获得了我们的同情与同感。所以当他们面临无故的飞来横祸一定会有人出手相救。相信所有那些认为拦截宠物车没有道理的人,一定也有类似的同情心:没有人会开车的时候看到一只动物却无情的碾压过去。这是我们作为人的本性。

      (3)埃及革命

      然而这种同感与同情有时候会因为偏见被压抑。我们当然可以归于一些客观原因:地理上的疏远、消息不通畅、双方的互相封闭。然而事实上,在这个通信发达的时代,哪一个借口站的住脚呢?

      有人问我阿拉伯人的革命我有没有赶上,我说没有,他们也就放心了。他们是我的朋友,我很感激他们对于我安全的关心。然而面对一场席卷世界上十分之一人口、在于我们所处的境况十分相似的国家中发生的的运动,许多人的无动于衷还的确是有些惊讶。当然,央视又一次扮演了不光彩的角色。央视的报道,完全与一直蒙着眼睛拉磨的驴无异。尤其是在听了去新闻机构实习的同学讲述他们的工作流程,我感觉不仅如此,这头驴吃的还都是其他驴吃过剩下的东西。如果我以后迫于生计去了央视,麻烦请诸位看客找一位介错人扇我一耳光。

      其实无动于衷也是正常的,阿拉伯世界已经被忽略太久,怎么能期待大家都重视呢?总是我们都知道他们的教训对我们国家的启示,我们也应该原谅无动于衷的人们,他们还不知道有这种启示的存在。然而我不理解的是,为什么许多了解情况的人,竟然把同情放在当权者那边。

      虽然我很难理解这种观点,但是我还是用他们的逻辑想了一下,大概是这样:第一,这些被打倒的领导者做了很多很牛的事情;第二,革命没有给人民带来实惠。

      那么穆巴拉克做了什么很牛的事情。他维护了埃及的统一,遏制了激进势力,保护中东和平,把经济搞得有些起色。可是,这很难说是他自己的功劳。任何一个,哪怕是蹩脚政治家,如果得到了美国的支持、掌握了军队、向全球化敞开大门,这样的经济成就在三十年全球经济总体增长的背景下并不难以达到,而他的政治成就,在完全没有政敌,一人大权独揽的背景下,也更难称得上是光辉的。更何况,在真正考验一个政治家智慧和良心的领域,比如财富的分配、比如政 治体制的改革,穆巴拉克“政棍”的本色就毕露无遗,整个埃及的体制仍然停留在七八十年代,所以许多埃及平民,尤其是农民的生活,也就停滞在了七八十年代。同样的事情,其实在我国也发生了。

      那么革命的实惠呢?革命本身是没有实惠的,就像一个种子没法立刻结果一样,他只是表示一个没有生气时代的终结,其本身却无法造成一个未来,革命甚至可能是赔本的,因为会搭上人的性命、打击人们的良好预期。然而一个更残酷的的事实是,一个坏的体制对于社会的毁灭性的影响,不会随着这个坏的体制的结束而消弭,他需要的是全社会的人共同承担这些影响。然而,这种运动是必要的。宪 政长期来看是对经济的促进而非压抑,非宪 政体制节约社会成本的说法是滑天下之大稽。因为在这样的体制当中,社会成本根本无法计算。而宪 政是经济的,是节约成本的,因为可以准确的核算。所以纵使革命本身是赔本买卖,只要能带来一个良好的体制,是值得的,因为消解一个坏的体制的负面影响,最好的方法就是尽快建立起一套合理的新体制。

      所以,当我们看到一个国家终于费劲波折演变出了民主和宪 政,却看起来经济上没有起色,社会依然动荡,这时我们要做的不是否认。鲁迅先生曾经批评中国人“对于新事物就要那么激烈的反对”,为什么我们要那么激烈的反对一个新生的时代?经济上的暂时萧条和动荡就真的是一个社会的堕落么?崛起中的中国人民感觉真的幸福么,这种幸福真的超过发达国家么?甚至我都怀疑,这个国家的人是不是会比那些欠发达然而社会结构健全的国家,比如泰国,更加幸福。当他们看到社会上绝大多数的财富都是以不符合自己信仰的方式被创造出来,这种绝望感大概是任何家长制政体都无法平息的。

      (4)社会结构的断裂

      国人也大可不必为国情感到自卑,我们毕竟逃离了一个完全没有宪 政的时代。我们的言 论自由,一定程度上也算是得到了解放,使严肃的观察家也得以管窥当代中国人的集体意识与集体无意识。这些观察家之一就有清华的孙立平教授,他的著作我一再向大家推荐,哪怕是略读一下梗概也是大有裨益。

      我相信有相当一部分人是隐隐约约这个社会是有问题的,而且问题不是在减少而是在增加,并且很有可能最终达到一个临界点。然而这群人当中关于这种感觉的解释却不尽相同:乐观者说这是转型期的必然现象,悲观者则有很多派别。孙立平教授在这件事上的观点是,中国的“社会的溃败”。按我的理解,各个阶层的利益在不断离散,越来越无法坐下来探讨共同利益。一个城市人和一个农村人的愿望几乎已经很少有什么共同点,无论这种愿望是近期的还是长期的。哪怕是我们同龄人之间,对于社会问题的解决方案却是大相径庭,共识少得可怜。

      然而对于“溃败”的这种解释是不足的。中国人又和其他的民族没有什么不同,怎么中国人就达不成共识呢?因为中国的社会根本就没有平等对话的平台。哪怕是在大学这种所谓自由的氛围里,我们一方面不愿意惹麻烦,相互交流想法,一方面缺乏这样做的耐心,最重要的是,如果“上头”发现有这么一群思想上有共鸣的人聚齐了会有一种隐隐的不安,在专制时代自我审查的习惯又开始运作起来了。

      现在所谓的平等对话平台在哪里呢?听证会已经成了听涨会,村支书选举面临着对上负责还是对下负责的两难困境,法庭上被搞得辩护律师都要低人一等。这种社会从何处形成共识呢。

      没有共识,就没有公民之间的联合,这对大家都没有益处,个人的权益如果被侵犯很难得到伸张——它根本无力单打独斗与体制对抗:我们的农民工群体如此庞大,然而面对资方赤 裸裸的抢劫却毫无办法;富士康的几万员工竟然对一个厂的区区几个管理层束手无策。唯一获益的,是体制本身,体制本身得以空前的巩固,因为其中已经无法形成任何有力的力量从内部撼动他。一个非宪 政的体制当中,我们如果冷静地思考,会发现没有一个人是受益者,从涛哥到平头百姓,大官要操心下面要不要造反,小官要担心内斗,群众要担心安全和吃饭,大家都很煎熬,然而这个体制却愈加巩固,也愈加僵化。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不去积极改革也就罢了,甚至还没有开始讨论我们想要一个什么样的未来,一个民族可以处于的最危险境地也不过与此。

     

      怀特海先生说:一个时代的思维方式取材于社会有教养阶层的世界观。不管我们是否愿意,我们已经成为了改变一个时代思维方式的人。我以上所说的都是我对于社会舆论的一些看法,是看法的看法。我本以为我是无权对此作出评价的,但是我看了怀特海先生此言觉得应该写下此文。然而最终还是困于俗务没有尽抒胸臆。

      最近遇到了波哥很多次,看到大四的师哥师姐毕业也多有感触。我们总算是要真正融入这个社会,并且选择改变还是被改变、在何种程度上改变。大家总归要走到不同的岗位上,可是我希望所有人也都能把怀特海先生这句话记住,要记得在我们公开表达意见的时候,我们在塑造一个时代,请尽量尽量不要说有违自己良心的话,那些话说不定哪一天就会塑造一个你不想看到的时代。结尾处我还是按照惯例拾人牙慧,不过这次是自家人牙慧:你所站立的那个地方,正是你的中国。你怎么样,中国便怎么样。你是什么,中国便是什么。你有光明,中国便不黑暗。

     

  • 这组片子都是在新疆克拉玛依市拍摄。这些效果不完全是合成效果,夸张甚至诡异的效果是前期拍摄做到的。天时地利则使得这组片子得到了意想不到的抽象效果。也许大家看不出拍摄这些片子的天气/时间、季节等...但只要是克拉玛依人都能猜出这是哪些地方。我以另一种纪实风光片所达不到的效果去表现这些地方,同时我也将自己想象中美妙的瞬间记录在了这一张张照片内。 Hi~Looking City! 

     

     

  • 北京公社诚邀您莅临洪浩个展《洪浩 就势》开幕式。

    Beijing Commune is pleased to invite you to join the opening of Hong Hao's solo exhibition “Hong Hao  AS IT IS”.

     

    洪浩  就势

    Hong Hao  AS IT IS  

     

    艺术家:洪浩

    ARTIST : HONG Hao

     

     期:20111126 - 20120226

    Date: 26 November 2011 – 26 February 2012

     

      式:20111126 下午4

    Opening: 4pm 26 November 2011

     

    北京公社荣幸地宣布,我们将于20111126日开幕洪浩个展就势,这是洪浩在北京公社的第二次个展,将展出他最新的作品。展览持续到2012226日。

    Beijing Commune is pleased to announce the solo exhibition “Hong Hao  AS IT IS” on 26 November 2011. The exhibition will last until 26 February 2012. This will be the second exhibition of Hong Hao at Beijing Commu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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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朝阳区酒仙桥路4798艺术区 798 Art Factory, No. 4 Jiuxianqiao Road, Chaoyang District, Beijing 100015, China
    www.beijingcommune.com  info@beijingcommune.com T. 86 10 8456 2862  F. 86 10 8456 2862

     

     

  • 《阶梯》 40cmx40cm 布面油画 2011年

     

    《拔罐》 40CMX50CM 布面油画 2011年

     

    《足球场》 60.5cmx90cm 布面油画 201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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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am pleased to have a painting included in this exhibit.  The gallery is open Tuesday - Saturday 10 am to 5 pm.
    -- 
    
    betty tompkins
    http://www.bettytompkins.com/

     

     

  • “TOTO” 厕所摩托车

    日本制造商“TOTO” 设计了一辆十分拉风摩托车,上面带着一套厕所,旨在环保工作,如厕后排泄物会转换成沼气燃料,如果你拥有该车会在公路上及时为爱车补充有机燃料吗?

    座位由马桶构成的“厕所摩托车”,昨天从北九州出发,将花一个月时间跑完1400公里抵达东京。这是TOTO宣传超节水型厕所的新企划。使用的燃料是利用家畜的排泄物制成。经过广岛、京都、静冈等十多个地方,会举行呼吁节水的活动。

  • 萧易:从翻译王尔德谈起

     

    一、 插图版的由来

      《谎言的衰落:王尔德艺术批评文选》是我翻译的第一部著作,回想当年翻译这部书籍的甘苦,不禁感慨倍生。2002年,我在美国印第安纳州开始翻译这部书籍,次年在加拿大多伦多完工。书不算厚,但为之花费的心血良多,如今,我恐怕再也不可能为单独一部书籍花费这么多的心血了。

      这部文选收集了王尔德的5篇艺术批评文章,其中4篇被合称为《意图集》。原著本身不附带图片,而我却自作主张把它做成了一部附有155张图片的书籍,理由何在呢?难道是为了赶国内的时髦,不管三七二十一,把书籍都做成东扯西拉的插图本吗?其实不然。最重要的理由是,在翻译的过程中,我意识到王尔德针对艺术的大多数评论都不是信口开河,而是有的放矢,如果不了解他的评论背景,很多语句就无从理解,更谈不上产生共鸣。对于翻译者来说,倘若不根据文章一一对照相关图片,根本不可能对那些复杂含混的语句产生明晰的理解,很可能会留下诸多遗憾,乃至贻笑大方。

      在这部书中,这样的例子简直数不胜数。譬如,王尔德在书中提到许多历史名画,如丁托列托的《圣乔治从毒龙手上救回埃及公主》、朗克雷的《意大利聚餐》、伦勃朗的《耶稣受难图》、罗马诺的《塞弗拉斯和普罗克里斯》、维诺内塞的《圣海伦娜之梦》、乔尔乔涅的《牧歌》和柯罗的《山林水泽仙女》,等等。跟《蒙娜丽莎》不一样,以上这些名画中国读者多半只有耳闻,无从想象其具体情形,就连艺术史专业的学生,恐怕也不能逐一说出其场景。从目前的国内译本来看,相当多的翻译错误都源于译者对艺术史的缺乏了解,尤其是对这些名画缺乏认识。坦率地说,如果不花工夫去研究艺术史,那么即便是母语为英语的人,也不可能翻译出一部像样的王尔德艺术批评集。更有甚者,王尔德在提到历史上的名画时,往往并不直接指出,相反,他使用的是一种隐喻的语言,稍有疏忽,你就会以为他是在泛泛而谈,而并非谈论一件具体的作品。

      在翻译这部书的过程中,我就很多问题跟一位英裔老教授进行了咨询和探讨,对王尔德的这种隐喻描述留下深刻的印象。譬如,在关于乔尔乔涅的《牧歌》的段落中,我曾遇到一个相当头痛的难题,王尔德的原文是:On that little hill by the city of Florence, where the lovers of Giorgione are lying, it is always the solstice of noon, of noon made so languorous by summer suns that hardly can the slim naked girl dip into the marble tank the round bubble of clear glass……这里面提到了一个女孩把“the round bubble of clear glass”浸入大理石水池,但这个“the round bubble of clear glass”(直译为“清晰玻璃制成的圆泡”)是什么东西,长什么样呢?我把原文拿给英裔教授看,他也无从想象,反过来问我,会不会是一种鱼竿上的浮子?我对这个答案不满意,于是跑到图书馆里去查找各种画册,经过一番不易的搜寻,终于被我找到了答案。

      其解密过程是这样的。首先,王尔德的第一句话是:“在佛罗伦萨附近的小山包上,乔尔乔涅的情人们正躺在那里,时间永远是正午……”我认定这是在讲述乔尔乔涅的一幅画,但并没有直接提到画名,于是只能尽量翻阅一切文艺复兴时期的画册。我在各种画册中反复搜寻跟乔尔乔涅有关的绘画,最终认定一幅名叫《牧歌》的作品就是王尔德描述的对象。在这幅绘画上,有一个女性手提玻璃水壶,在从水池中汲水,于是真相大白,这里的“玻璃水泡”其实是个水壶,但为了尊重原文,我还是把这句话翻译成了“苗条的裸女不情愿地将纯净的圆形玻璃水泡浸入大理石水槽中去打水”。而在中国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王尔德全集》中,这句话却被翻译成了“苗条的裸体少女懒得把她清澈而润泽的头发浸到大理石水池中”,跟原文已经完全不符。

      类似的问题还有很多,为了尽可能准确地表达作者的意图,我竭力寻找相关的背景绘画,常常驱车数百公里到不同的图书馆搜寻画册,尤其是那幅罗马诺的《塞弗拉斯和普罗克里斯》,画家本人和画作都少有人知,而书中关于这幅画的描述又占据了相当的篇幅。我费尽心思,踏破铁鞋,终于在印第安纳大学布鲁明顿校园的艺术图书馆中找到了这幅画,解答了很多疑惑。

      出于这些个人的翻译体验,我跟编辑进行商谈,希望能把这部书籍做成插图版,可以澄清翻译上的很多问题,更重要的是,只有通过这样的插图本,读者才能真正领悟王尔德评论的精髓。感谢编辑席云舒的理解和配合,用最好的纸张翻印了这些我极力搜寻到的图片,最终才会有这部精美的插图本评论集出现在读者面前。

      二、王尔德翻译现状

      前几日,跟一位编辑谈及王尔德的翻译,编辑的反应是,关于王尔德的译著在大陆已经出版了很多种,似乎有炒冷饭之嫌。的确,话是不假,在书店里,王尔德的面孔并不罕见,可是随手翻阅几页,就不禁让人废然兴叹。就拿中国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王尔德全集》来说,据说还是一部相对可靠的译著,但也硬伤累累,颇有误人子弟之嫌。根据这些走样的翻译,又怎么可能指望读者会对王尔德的思想有一个准确的认识呢?最不幸的是,这部书籍是众多译者的合成本,其中即便有好的译者,在名声上也会受到他人劣译的牵累。所以,大陆对王尔德的翻译不是太多,而是不够,尤其缺乏的是由单独译者翻译的完整的严谨之作。

      当然,有些错误是情有可原的,就拿上文中谈到的画册问题来说,如果手头没有足够的资料,确实很难准确地传达作者的原意。翻译是一项艰苦的工作,译者本人并不敢因为曾经在查找资料上享有一些特殊条件,就信口评讥他人。然而,也有很多基本的文学常识和艺术史错误,只要稍做认真查询,就可以避免,在这方面,译者是不该给自己寻找过多借口的。国内的翻译目前似乎有一种传统,对一切典故或术语都不假思索地随意翻译,不去查询任何背景资料,要么就是译者本人全无人文学科的素养,根本区分不出何为典故。更有甚者,遇到难处,干脆就直接开天窗绕过不译,当其不存在,也是一种翻译上的捷径。

      我手中的王尔德译著不多,就拿现有的两部书籍来谈谈,一部是《王尔德全集》,另一部是《狱中记》。在《王尔德全集》中,圣经中关于“长子继承权”的典故被译错。王尔德说:“我们的确是退化的种族,为一碗‘真相’出卖了自己的长子继承权。”而《王尔德全集》中翻译的是:“我们确实是一个堕落的种族,出卖我们生来就享有的权利,去换取一团乱糟糟的事实。”“have sold our birthright for a mess of facts”,这里的mess不是“乱糟糟”,而是指“一份食品”,该典故出自圣经创世纪第25章,饥渴的以扫为了一碗红豆汤,把长子名分卖给了他的弟弟雅各。另外,《圣乔治从毒龙手上救回埃及公主》是一幅名画,讲述的是一则著名的西方神话,在《王尔德全集》中被译成了《圣乔治送埃及公主逃离撒旦》;伦勃朗的《耶稣受难图》是一幅素描,不是油画,所以原文说,“Rembrandt never painted this sketch, and he was quite right。”(“伦勃朗从未给这幅素描着过色,他做得十分正确。”)而在《王尔德全集》中,这句话正好被译成了相反的意思:“伦勃朗在创作这幅画时,没有先作任何素描,他这样做是对的。”再看《王尔德全集》里《笔杆子、画笔和毒药》中的这句:“《杰纳斯风标》《原告一方》和《凡·文克鲁姆斯》都是他荒诞不经的假面之作,在这些假面之下,他尽力地或掩藏自己的严肃性,或表现自己的轻浮。”事实上,这三个都不是文章名,而是文中作者的假名,我的翻译是:“贾纳斯·韦瑟库克、埃格莫特·邦墨特、范·文克温姆斯是他的一些怪异面具,他选择在这些假名底下隐藏他的严肃或暴露他的轻浮。”更有甚者,在这篇《笔杆子、画笔和毒药》中,米开朗基罗被翻译成迈克尔·安吉洛,他的名画《特尔菲女先知》被译为《德尔斐女巫》。像这些实质性的错误,都足以误导不懂英文的中国读者,如果在此基础上做研究或写论文,就愈发南辕而北辙了。

      再看《狱中记》,我没有完整阅读这部书籍,只看了我感兴趣的一两篇文字。在Robert Ross写给More Adey的信中,草率的问题还是比较严重的。有些可能是笔误,如:“Operated on yesterday——come over as soon as possible。”这里的“手术昨已进行”被译成了“明天手术”。接下来,威利夫人是王尔德的嫂子,被翻译成了“弟媳”,其实稍微查一下王尔德的生平,就该知道他有位名叫威利的哥哥。然后是王尔德自诩要为世界博览会的失败负责,这次世博是1900年在法国举办的,原文是“He was responsible for the failure of the Exhibition, the English having gone away when they saw him there so well-dressed and happy”,译为“他必须对博览会的失败负责,当英国人看到他穿着入时而又心情愉快地出现在那里,就都走了(因为王尔德名声不好)”。这当然是在开玩笑。但译者没有看出这里的Exhibition指的是世博,所以翻译成了“他应对自己‘表演’失败负责,英国人在看到他穿得整整齐齐、快乐地坐在那里之前就已走开了……”还有一个比较不当的问题就是随便删改原文,很多地方都忽略不译,在吊唁王尔德的人中,“有各种各样使用假名的英国人,还有两位蒙着面纱的女性”(various English people, who gave assumed names, together with two veiled women),“亨利·达夫雷恰巧在棺材上盖前赶到,他很和蔼友好”(Henri Davray came just before they had put on the lid. He was very kind and nice。),这些句子都不翼而飞。有些地方有省略号,或可理解,有些地方是直接删除,未免不尊重读者的权利。

      在我领略过的王尔德译著中,有一篇译文是值得尊敬的,即被收入《王尔德全集》的《谎言的衰朽》,译者是杨恒达先生,虽然这篇文章也有细微错误(关于《圣经》的误译),但从整体来看,措辞是严谨的,对典故也尽量做了注释,可见一位译者只要乐于下功夫,总还是可以达到相当的准确度。其实只要真正花费了心血,瑕不掩瑜,一两处值得商榷的地方并不会遮蔽全文的质量。

      三、 翻译质量的背后

      中国是大国,何以没有过硬的翻译人才?这就不得不老生常谈,再提翻译的低稿酬问题。目前文学翻译界的行情是不分好歹,一概每千字50元至70元,而且要扣去20%左右的税,根本无法养活一位全职文学译者。最可悲的是,翻译界良莠不齐,但价格却是统一的,再优秀的译者,也不会给你额外更高的报酬,而因为没有像样的审校编辑,即便是低劣的翻译,也照样可以过关,如此恶性循环,劣币淘汰优币自然是难免的。

      作为全职译者,为了挣钱不得不加快速度,质量当然会下降。而有工作的业余译者精力有限,连图书馆都没有时间多跑,质量同样不能保证。记得傅雷说他每天译1000字,但在目前物价水平下,全职译者如果一天不译上5000字,每个月就会面临无米下炊的境况,更何况图书翻译的稿酬往往拖欠甚久,交稿一年之内能拿到稿酬已堪称迅速,三五年要不到也是常事。在这种普遍的低价市场上,没有人会花费心思反复追究一个典故或语法难题,更不要说像我当年那样开车数百公里到各种图书馆搜罗画册了。

      现在有一种说法,认为译者就是应该不计报酬地把作品做好,不该没完没了地抱怨低收入,相信说这话的人,自己一定不是全职文学翻译。我的看法正好相反,对于那些需要养家糊口的译者,即便他们有这样的热情熬夜钻研翻译中的难题,我个人也不建议他用自己的血肉之躯去拼命,万一生场大病,几部书的稿酬都抵不来。而且等到把稿酬要到手,可能译者“墓木已拱”了。

      当然,这些年也遇到过一些好的译作,但大多数都属于某种例外,比如少数人有钱有闲,又热爱文学,所以能够下工夫翻译一部好书;要么就是年轻气盛,没有家庭拖累,拼搏一场来自我提高或满足一下;还有一些译者性格特别顽强,乃至到了偏执的地步,喝着冷水啃着馒头,置全家老小于不顾,也要把翻译做好。这些例子是否值得效仿,或者是否效仿得来,都是一个问题。

      翻译这部王尔德文选的时候,我对那些粗制滥造的译者还心怀气愤,如今,只剩下淡淡一丝伤感。作为全职译者,我本人已经从精雕细琢转向机械化快译,那么,还有什么资格评论别人呢?今天的文学译者不得不选择精神上的自戕,即便他无需面对傅雷那种肉体上的死亡。人是环境的产物,没有人能长期对抗一种体制、一种文化。在加拿大,翻译本国文学的译者可以申请国家补助,足以让一个文学翻译者过上小康的生活;目前的法国政府也在为法语翻译提供各种资助,譬如,中国就有多部法语译著是在法国使馆设立的“傅雷计划”资助下出版的。相形之下,中国的文学译者的情形可谓惨淡。不妨说,就文学翻译而言,如果没有国家的扶助,也没有可行的奖惩标准来划分优劣,甚至反倒向收入菲薄的译者课以重税,那么,又怎么能够指望这项事业在急功近利的商业时代会良性发展下去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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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食用住宅EatHouse》

     

    这是一个可以食用的住宅和花园,你可以轻轻抚摸,慢慢闻香,甚至是自己动手种植收获。它通过可口的蔬菜,水果吸引过往的路人。这是一个临时性的装置,它只能持续一个夏天。所以这个小屋的所有材料都是可以重新回收利用的,用于另一个地点,另一个季节。

     

     


    A house and garden to eat, that you are able to touch, smell, taste, seed, weed, and harvest! EATHOUSE is a house in a garden that attracts visitors with delicious vegetables, fruit, herbs and flowers. We want to seduce people and make them taste the edible garden and the edible house. EATHOUSE has a temporary character; it lasts a summer season. This is why all the materials used in EATHOUSE can be re-used for a new season of EATHOUSE at a different spot.

     

    Project location: Tuinenfestival 2010, Appeltern – the Netherlands
    EATHOUSE
    A house and garden to eat, that you are able to touch, smell, taste, seed, weed, and harvest! EATHOUSE is a house in a garden that attracts visitors with delicious vegetables, fruit, herbs and flowers. We want to seduce people and make them taste the edible garden and the edible house. EATHOUSE has a temporary character; it
    lasts a summer season. This is why all the materials used in EATHOUSE can be re-used for a new season of EATHOUSE at a different spot.
    EATHOUSE consists of a modular system of plain plastic crates, in combination with a scaffold structure. These crates are used in the agricultural industry to harvest, transport and exhibit fruit and vegetables in combination with a scaffold system. With this system vertical green becomes accessible for everyone; you can make your own vegetable garden on the wall of your balcony or on the roof of your garden shed!
    Marijke Bruinsma (de Stuurlui stedenbouw – www.destuurlui.nl)
    Marjan van Capelle en Arjen de Groot (Atelier GRAS! - www.ateliergras.nl)
    project data:
    -building costs: all sponsored (by Binder Groenprojecten, BIS Industrial Services, KG Plant, DVC Beregening,
    Van Hemert & Co. Seeds, Jiffy Products International)
    -area 100 m2 (10x10)
    -built: 2010

     

     

    EATHOUSE
    Designers
    De Stuurlui stedenbouw and Atelier Gras

    Sponsors
    Binder Groenprojecten, BIS Industrial Services, KG Plant, DVC Beregening,  Van Hemert & Co. Seeds, Jiffy Products International

    Year (design) 2009
    Tear (built) 2010
    Competition name: Tuinenfestival 2010

    Organizer De tuinen van Appeltern
    Placing 1st

    Image Credits: De Stuurlui stedenbouw en Atelier Gras

    相关链接:

    http://www.ateliergras.nl/projecten_details/5/eethuis.asp

    http://www.worldlandscapearchitect.com/eathouse-de-stuurlui-stedenbouw-atelier-gr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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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海》

    地点:韩国釜山港

    时间:2011年8月

     

     

    携带一条长22米的蓝布,不停的冲进大海。

    蓝色是海的颜色,

     

     

    这是我第二次去釜山,第一次是去年,住在港口附近的酒店。而这一次和很多不同国家的艺术家和志愿者住在山上,集体生活。我也主要从集体生活中受益,最重要的是我从隔壁釜山居民眼神中看到了和中国普通百姓不一样的东西,具体我说不清楚。但这确实是我在那边十来天想的最多的一个问题。

     

    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展览,能看到每一个艺术家的创作过程;住在一个工具应有尽有到甚至能造枪的工作室。很喜欢乱七八糟的工作氛围和各种各样的不同地方的志愿者做的饭菜。尽管有那么一两次实在不习惯伙食而请求一起来的厨艺高手给我做面。总之不错,还认识了几个不满意自己国家的新的朋友。

     

    活动期间我实施了延续中的非现场作品《〈可能48天〉之第48天至第59天》和现场作品《与海》,整体一般满意。尽管我每天都得直直的走路,但山路确实是弯的;尽管海到处都是路,海深不可测,但有个人的身体携带着一大片海的颜色不停的冲进同一片大海。这是我的艺术,也是我表达思考和情绪的方式。

     

     2011年8月22日  

     

    摄影:欧劲

     

  • 家乡-ndmsr - [照片/PHOTO]

    2011-09-09

     

     

     

     

     

  • 事件>>
    《现场》当代艺术四人展 
     -- 青岛80后艺术家首次聚集

    人物>>
    出品人:尤良诚
    学术支持:李明/张逸之
    参展艺术家:冠华/李隽辉/李海涛/牛玉龙
    支持:车友报《车尚》

    时间>>
    开幕酒会:2011年8月13日 下午2点
    展期:2011年8月13日-23日


    地点>>
    青岛市崂山区香港东路138号
    138当代艺术文献仓库





    评论:

    《表达:现场和立场》
    文/李明

    在刚刚过去的7月,一些现场记忆伤痕累累。一辆长途汽车烧毁了,两列高速火车撞击了,一些共和国的脊梁,被诊断为颈椎病。许许多多的疑问,堆积在现场,没有答案。

    现场和真相,或许并不是艺术家的唯一责任,因为所有的艺术行为,本来就是一个虚拟或者疑似现场。荒诞的是,一些应该属于想象力扩张的领域,当下却被现实的紧张压迫到一个相形见拙的空间里,即便是疲惫不堪的追赶,结果却远不如钱村长和红十字,以及达芬奇们的故事离奇。

    正如真相实质上比我们的想像更吊诡一样,疼痛也早已经超过了我们的承受力。所以,当冠华们的荒唐制造一步一步迈向田园的时候;当牛玉龙的大事件逐渐让背景失去色彩的时候;当李隽辉的影像混淆到疑似现场边界的时候;当李海涛的书写颠覆了顺序的时候,我们并不需要惊慌失措,反而可以依照着不同现实经验的指引,去解读这些现场幻象的精神方向。因为,即便是一块肥皂、一个玩偶、一丝诡异和一笔一画的纸上书写,都无疑和制造者们的经历有关,无论涉及的是现场,还是心灵。这个疑似现场,对应着现实中的我们,不论年龄、性别和价值观的差异程度。

    现场和立场,决定了我们的存在意义,无可逃避。当冠华、牛玉龙、李隽辉和李海涛这些80后在进行各自不同的意义表达的时候,作为观众,我们表达着什么?





    《子非鱼》
    文/张逸之

    在艺术的真实性面前,论资排辈显得软弱甚至有些可耻。


    周敦颐在《太极图说》中讲:万物生生,而变化无穷焉。随着时间流变的,不止有艺术品的风格、流派、观念,更重要的是从艺的主体。


    对于艺术界的“80后”甚至“90后”的出场,我是充满期待并且心怀敬畏的。必须承认,这不像是 “我们”这一代人习惯的态度,而是经过了观察、学习和反思之后。


    我的期待是由于新鲜风气和新锐群体的存在是我们这座城市整体艺术格局的必需,是出于后继有人的传统思维。我的敬畏则是缘于这些艺术新生代的朋友们所体现出的独有特质,常常会给我们固有的观念带来颠覆性的冲击,让我们重新审视体味时间的犀利和时代的本质——那里面必定有我们不再有能力把握和理解的内容。


    所有观察到的不同都不会像思维模式的改变那样让人感到不知所措,这也正是观念艺术成为后现代艺术甚至当代艺术的表现核心的原因。参加这个展览的四位年轻艺术家大多是我早已熟识的朋友,尽管他们通过影像装置、架上绘画、摄影和笔墨书写体现了表达手段的区别,然而附着在这手段之上的对生存环境的强烈感受以及对自我意识的深切关注却清晰可见,可以说他们的作品是非物质的,这种非物质性严重困扰着许多传统创作型艺术家,对他们而言却自然而然,因为他们在这个时代。


    这种真实性和非物质性,使我惶恐于曾经建立在“熟识”基础上的交流本就不在同一语境之下,关于作品成熟度的探讨也仅仅是我们的标准。而且我总以为,更年轻一代的人群所面临的生存环境和精神困境会更加严酷,这一切的造成都使更前一些的人群难脱干系,我们身在其列。我们所应做的也许就是为他们营造更好一点的自由表达的空间,热切期盼并保护好属于他们的自然淳朴的特质。


    在这一点上,我对良诚兄对展览所做的一切报以理解的敬意,这个展览的价值未可限量。


    “子非鱼,安知鱼之乐”。也许就鱼们来说,也未必知道自己的快乐,或者他鱼的快乐。活在自己的时代和空间,做真实性的自然表达,这比什么都重要。


    我也非鱼,面对这些熟识的年轻朋友,也许是在自说自话,但却不能阻止我靠近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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